但是慈善法本身对慈善组织给出的是统一直接登记,准确说《慈善法》起草是2014年2月开始的。“它将整个把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和社会治理推向新的一个时代,我把它称为里程碑。”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说到。

据王名介绍,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2013年至今共提交提案17个,其中有10个都跟慈善法有关。前一日,在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主办的“慈善法背景下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创新发展研讨会”上,王名表达了希望将国有慈善组织和民间慈善组织统一直接登记的愿望。3月9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慈善法草案中明确规定了慈善组织的登记统一由民政部门直接受理,摈弃了国有慈善组织和民间慈善组织分别登记的双重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这几年也一直在试点慈善组织的直接统一登记体制,希望慈善法通过以后,相关法律法规能够跟进,相应体制尽快建立起来。”王名说。

但是慈善法本身对慈善组织给出的是统一直接登记,准确说《慈善法》起草是2014年2月开始的。但是慈善法本身对慈善组织给出的是统一直接登记,准确说《慈善法》起草是2014年2月开始的。三联生活周刊:《慈善法》出台历经了十几个年头,怎么会如此艰难?

“我整个的提案大概有将近20个,涉及到慈善法,慈善法后的这一件事提案有12个,基本上方方面面,我觉得全面的重构的,公益慈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

但是慈善法本身对慈善组织给出的是统一直接登记,准确说《慈善法》起草是2014年2月开始的。但是慈善法本身对慈善组织给出的是统一直接登记,准确说《慈善法》起草是2014年2月开始的。王名认为,“大慈善”的概念也是慈善法草案的亮点之一。“传统意义上的慈善仅限于扶危济困,‘大慈善’包含的内容就更多了。”王名说,“慈善”一词,源于1601年英国制订的世界上第一部慈善法,本来的含义就是扶危济困,而经过400多年的发展,慈善的概念远不止这些。“5年前英国慈善法修订,慈善的含义囊括了13个领域之多。中国借鉴了英国的做法,结合中国国情定义了相对宽泛的‘大慈善’概念。”王名介绍,“‘大慈善’的概念首先不局限于扶危济困,也包含了捐献、志愿服务等活动和行为,其次也不局限于对特定人群的慈善,而是全社会都能享受到的慈善。”对此,王名主张用“公益慈善”的提法来解释“大慈善”,他认为,“大慈善”中的慈善,其实就包括了公益的概念。

但是慈善法本身对慈善组织给出的是统一直接登记,准确说《慈善法》起草是2014年2月开始的。但是慈善法本身对慈善组织给出的是统一直接登记,准确说《慈善法》起草是2014年2月开始的。但是慈善法本身对慈善组织给出的是统一直接登记,准确说《慈善法》起草是2014年2月开始的。王名:很多媒体在说十年长跑,其实不是,我的说法是十年准备,一朝冲刺。因为从2004年提出立法动议后我们一直没跑,是在那儿卧着准备呢。这个准备活动之所以这么长,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没有发展起来,没有实践发展的背景,立法的条件就不具备。拉伸运动一直做到2014年,准确说《慈善法》起草是2014年2月开始的,到现在也就是两年时间。2014年2月召集专家组讨论以前拟的草案时,我直接说这个草案早就过时了,跟现实根本不符合。慈善事业真正发展起来也就是近些年的事,所以说,《慈善法》现在出台叫正当其时。

但是慈善法本身对慈善组织给出的是统一直接登记,准确说《慈善法》起草是2014年2月开始的。对于《慈善法》后基本体系的建设,王名认为:“第一:慈善法使用了一个大慈善方法,实际上大慈善在我的理解就是公益慈善,这比传统意义上的扶贫济困的慈善要宽泛得多。大慈善的概念本身开辟了公益慈善事业的新时代。

但是慈善法本身对慈善组织给出的是统一直接登记,准确说《慈善法》起草是2014年2月开始的。但是慈善法本身对慈善组织给出的是统一直接登记,准确说《慈善法》起草是2014年2月开始的。有许多人关心慈善法草案中关于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规定。“信息公开是慈善组织受监管的一种重要方式,公众确实都很关注。慈善法草案规定了多层次的信息公开,其中有政府的信息公开、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行业性平台上的公开,甚至还有捐赠人的信息公开、媒体的信息公开等。”王名说,“其中,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是明确提出了慈善组织年度报告的公开。这意味着,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将面向全社会,由全社会来进行监督,而不是仅对政府公开,由政府监管。我认为,慈善组织年度报告的公开体现了慈善法在整个制度设计上的转变:由高门槛、松监管转向低门槛、严监管,由关注结果的监管转向关注过程的监管。”

三联生活周刊:那我们慈善事业发展现状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

第二:登记管理体制得变化,我提了一个叫登记管理体制的改革,因为慈善法非常明确地给出了一个叫统一直接登记体制的框架,在此之前的体制,现在正在改,目前是分两类,一类是统一直接登记,一类是双方管理,但是慈善法本身对慈善组织给出的是统一直接登记。

最后,王名表示,目前的慈善法草案广泛吸收了不同意见,包括制度安排、基本框架等都充分体现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基本共识,是共识的最大化,说明慈善法的立法过程是一个比较开放和民主的过程,这点尤为重要。

王名:我们国家慈善事业发展大体上是两个阶段,2006年以前是公益慈善的起步阶段,从2007年开始,进入蓬勃发展。近年来我国社会捐赠额增长迅猛,2014年突破千亿达到1046亿元,相比于2006年的117亿增长了近9倍。公益慈善组织发展很快,基金会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突飞猛进地从2005年开始登记发展,不到10年间猛增到2610家。持证社会工作者人数从2011年的5.4万增长到2014年的15.9万。另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持续增强,各种形式的公益创新层出不穷,空前活跃,公益研究学术阵营在逐渐形成,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也在加紧推进,公益慈善正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

第三:公益认定制度的建立,那么慈善法非常明确地讲,慈善组织要由登记管理机构要统一认定。第四:是监管体制的问题,慈善法有一章专门讲监管的问题,而且监管体制我这个不展开我讲,我这有一个提案专门讲监管,监管体制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蓬勃发展的同时问题也不少,比如,慈善募捐中存在的“强捐”“索捐”“诈捐”,慈善组织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以慈善的名义敛财、挪借和转移所募款物、关联交易、虚列公益支出、提供捐赠回扣等等。

第四:是税收政策,慈善法关于税收政策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此前的税收政策是碎片化的,我想提到公益金融,慈善法非常明确地讲要发挥金融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做的,包括金融机构的参与,构建公益金融体系的建构也势在必行。

王名:近几年出现的各类问题确实不少,这是由于积累少、起步晚、发展快、缺口大、能力弱、环境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公益慈善发展现阶段最突出和重要的问题有三类:首先是公益慈善发展的主体能力、机制和人才不足,主要集中在公益组织身上,从其发育程度上看,总体上还不成熟,公益组织的能力欠缺,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不完善,各层次特别是管理层和项目运作层面的人才不足,专业水平低。其次是公益慈善作为一个领域或行业的系统生态链尚未形成,其内部的结构、秩序不清,缺少伦理和道德支撑。第三类问题是公益慈善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够好,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滞后,相关的体制改革推进缓慢,缺乏积极包容的公益慈善文化环境。现在比过去人们更关注公益慈善了,但积极参与的人并不多,以公益慈善为业、为职、为生的更是少数,并常常得不到理解和支持,谈公益就谈不得高薪,谈慈善就不能提成本,一些媒体喜欢对公益慈善吹毛求疵,这样的苛求不利于公益慈善的健康发展。

王名称:“过去十年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是一种蓬勃发展的格局,在相当程度上是全社会普通推动的,普通参与的,这里面很重要慈善来自民、来自企业、来自市场、这种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里边存在问题很多,因为没有法,因为没有制度,因为没有规范。

依法慈善

“慈善法正式颁布以后,会被整个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建构整个社会认知方面提供一个空间。更关注的是政策方面,改革方面,和立法方面的推进,所以我这次有个提案叫‘《慈善法》后的社会组织法’,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法,进入这个全国人大的立法,我觉得还是非常乐观的。”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见证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从艰难起步到蓬勃发展的起飞过程的公益学人,作为全程参与这部法律起草和推动的学者,你认为《慈善法》的亮点有哪些?

王名:大慈善理念是第一个亮点,定义了慈善不仅是扶危济困,还囊括了教科文卫体、生态环保等社会公益的很多领域。将公益和慈善放在一起,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公益慈善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和义务参与的一种社会活动,包括志愿服务也是慈善的一部分。通过公众广泛的参与,形成各种平台,使得公益随时随地可做,回应了人人公益、人人慈善的社会需要。

另一个重要的亮点是非法人组织获得承认,体现出政府对公益慈善在政策上和管理体制上思路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突破是,所有的慈善组织实行统一直接登记制度,这个与以前有根本区别。大大降低了登记门槛,以前经常出现的很多慈善组织无法登记的局面会解决,那些没有条件登记、难以登记的组织,在未来新法实施以后,多数都可以登记注册。准确地说,任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可以设立慈善组织。不像以前,要有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批,所以,只要公民是真心做慈善,登记注册都可以。从单一入口管理到过程管理,这是一个积极的探索,门槛不再是唯一的监控手段,门槛之后有评估方面的要求、信息公开的要求、对社会公众举报的要求、媒体参与的要求、行业监督的要求,都是过程监管,这方面还需要有进一步探索。但至少现在有了基本的框架,是非常积极的。

三联生活周刊:公益慈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慈善法》在这方面有什么突破?

王名:我从动议到修改的过程一直在参与,我的理解,新法真正的意义也可以说最大的意义是,尝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构国家社会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新的理念、新的法律制度框架和新技术基础上。

《慈善法》通篇体现了新体制的基本架构,它的理念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第一是大慈善,第二是多元主体,第三是组织为主,第四是深化改革,第五是社会向善,第六是规则向严,第七是政府向外。这七个理念形成了未来新体制的基本政策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整体的制度安排,《慈善法》整体上为未来中国的慈善事业构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框架。以前政府是直接做慈善,而现在是慈善事业的保驾护航者,政府不能动用行政权力开展募捐等慈善活动,其中有一条,特别限制了政府的摊派式的强制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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